这里是华州——华州泉护村六千年前的华夏祖根

华州区柳枝镇泉护村古人类遗址，是新石器时期少华山下先民留给我们的族源财富，距今已有六七千年。它出土的盆、钵、罐、瓶等各类陶器所展现的古老文明，介乎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，自身特质非常鲜明，尤其“仰韶文化后期”不可替代概括，遂被命名为“老官台文化”，作为考古断代中“渭水——华山系谱”的文明标尺。特别是该地出土的“太阳鸟”陶钵，被公认为华夏族群追求光明的精神支柱；创制出的“鸮鬲鼎”，为华夏民族食祭肇始，天人合一的代表；制造出的“玫瑰缶”，是华夏族群得名的实物佐证，从此中华名源不再是纸上谈兵。因而，2003年国务院将泉护村遗址公布为第五批国家重点保护的文化遗存。考古界把“华州玫瑰红山龙”定为中华民族的图腾祖徽。泉护村古人类遗址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，以它为中心挖掘出的各种陶器、古物，包括残片，均成了中国远古文明的标志性象征，又成为当今藏家、文史爱好者、有识之士收藏的首选新宠。

太阳鸟

泉护村遗址发掘的陶钵彩绘“太阳鸟”图案（含残片），画面完整清晰。一条长弧拱起，表示天幕苍穹；下方一颗浑圆的太阳，悬挂高空正中；其下紧接着一只欲飞的金乌雀，尾羽三岔舒展，双翅振翘凌空，双爪后伸旗飘，鸟嘴微微张开，仿佛在歌唱光明的前景。远观如日落扶桑，乌鹊归巢；近视似日鸟经天，丹凤朝阳；整体构成一幅神鸟背负太阳，在宇宙间自由翱翔，阳光普照大地，天地万物和谐相生之象。其构图比例匀称，搭配协调，太阳与鸟栩栩如生，活泛灵动，被学界称作“金乌负日”或“金乌驮太阳”。俗谓“太阳鸟”，更为准确易懂。

“太阳鸟”图，或许就是一种自然现象，但反映出少华山华族先民追求真理光明的坚韧精神，也融合了炎黄子孙崇尚太阳的生活情趣，这正好是《山海经》中“夸父追日”神话的印证。传说华族发展西起东进，“与日逐走……道渴而死，弃其杖，化为邓林。”即兴于渭水流域，生发少华山麓，落脚华山其东桃林塬上。这一注释，折射着华夏祖魂的不息光芒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它又演绎出日中栖藏三足金乌的传闻，金乌成了太阳鸟的代名词。

太阳鸟彩绘，也曾出土于仰韶与龙山文化其它遗址，但它们的图形失范，不是鸟与太阳比例失调，就是日鸟重叠不清，毫无美感可言，与泉护村“太阳鸟”不可同日而语。2001年四川金沙遗址发现的“太阳神鸟”金箔，四鸟朝阳，复杂精巧，但属商代晚期古蜀人祭祀之器用，可惜比泉护村“太阳鸟”晚了两三千年，或许它就是对前者图案的借鉴模仿之作。

鸮鬲鼎

1957年华县泉护村太平庄农民耕作，犁出了似鬲似鼎、形象鸮鹰的古陶，次年被中国黄河委员会和北京大学联合考古队征集，后被国家收藏。它是仰韶与龙山文化之间，同类遗址中的稀世之宝，为老官台文化中的标志性器物之一，俗称鹰鼎。从此，考古断代上创立了渭水——华山系谱这一文明标尺。

陶鸮鬲鼎面世，是少华山下华族的一大创举，其造型介乎于食鬲、祭鼎之间，更近似于食用性祭器陶鬶，具有泉护村古文明的独特个性。实物通高36厘米，长38.4厘米，宽30厘米，体态丰满肥硕，盛藏空间较大，便于煎煮食品、牺牲告祭；其双腿粗壮委魁，袋状像鬲；宽尾鼎垂撑地，坚实有力；整体三“足”鼎立，隐含稳定社稷，兴旺部族之喻义；鸮嘴尖锐犀利，环眼炯凸，透露出威猛霸烈之气。先民使用时，在鸮腹下升火加热，羹熟汤香，子民分食，能强身健体。它以鸮鹰雄踞姿势，自各种远古陶鬲中脱颖而出，曾一度被尊为部落民权之象征。

灰陶鸮鬲鼎形体优美，尺寸大小比例相宜，制作精致逼真，形象孔武有力，开殷商鸟兽青铜文化之先风，为钟鼎形制的礼器创意之宗，是古代文物中绝无仅有的精品，现陈列在北京国家博物馆里。

玫瑰缶

雕陶玫瑰花缶，为6000多年前华夏部落肇启的标志，是华族族群崇尚的图腾，1958年在泉护村遗址一发现，便成了华夏民族得名的实物见证。因而，该遗址也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少华山下华族先民，是黄河流域各部落的先知先觉，他们最早从事陶器制作，第一个把红陶烧成灰陶、白陶、彩陶；第一个把彩绘工艺变为陶艺雕刻；第一个把几何图案绘为自然花卉。“华州玫瑰红山龙”，已成为当今中国历史、考古、社会、人类四大学界的认知主流，即太华、少华二山为中华民族祖源之地，雕陶玫瑰为华夏族徽。

玫瑰彩陶缶，器形丰硕工稳，鼓腹收口折沿，给人一种周正圆润之美感。玫瑰雕刻端庄饱满，层次清爽，线条流畅；轻重有致的锋痕，阴剔出绽放的花瓣；黑白分明的对比，代表着日月更替；四朵连枝花蕾，象征着一年四季，时序轮回；整体造型典雅美丽，是华族先民认识宇宙，改造自然，勤劳智慧之结晶，为中华农耕文明的形成发展，华夏纪年天文历法的诞生，做出了开拓性探索与奠基性准备。

如今华州各文化公司复原了新石器时代灰陶工艺，仿制成黑陶太阳鸟、鸮鬲鼎、玫瑰缶，使后人一睹先民的艺术尊容，传承了华夏族源的历史血脉，为不可多得的文化艺术珍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