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访“钟叔”

钟叔名师统，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创始人，长期担任该院党委书记兼院长，后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，也是新中国第一任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。他原籍陕西华县高塘，与我父亲顾洲三认识较早，同为华县渭华起义先后的地下共产党人。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，钟叔在西安西北军政大学任副校长，将我父亲及赵和民、侯理宰、杜松寿等人接纳到军大，安排我父亲为主治军医。从此，钟顾两家建立关系，来往不断。

1949年下半年，钟叔因工作操劳过度突发吐血，组织安排我父亲负责医治。此后，我们两家同住在西安王曲的常宁宫，父亲为钟叔悉心治疗调养，我与钟叔的儿子风生常在院内的葡萄架下嬉戏玩耍。一年后，钟叔痊愈，被调往云南工作，父亲则调至甘肃天水第一步兵学校。以后听说贺龙元帅任国家体委主任，调老部下钟叔至北京，组建中央体育学院（北京体院前身）。期间，两位老战友书信不断，彼此互通情况，关心问候。

时光荏苒，转眼间到了1966年，我在西安医学院医疗系上学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，学校停课闹革命，学生全国“大串联”。9月，我随同学到北京，准备接受毛主席第三次检阅“红卫兵”。某天，我利用空隙时间，带着父母的嘱托，出城到北京体育学院探望钟叔和高婶。那时的北京体院和全国学校一样，一片大乱，大字报铺天盖地，揭批贺龙和钟叔的标语到处都有，十分刺眼。我怀着不安的心情几经打听，走到学校的行政楼，看见一位中等个子、身着蓝色制服的中年妇女快步下楼，我急忙迎上前去问道：“同志，请问高志英住哪里？”因为是非常时期，为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我不敢贸然打听钟院长。那人面露疑惑回答：“我就是。”我赶忙拿出父亲写给钟叔的便条让她看，并自我介绍：“我是顾洲三的儿子，从西安来，在西安医学院上学。”高婶听后十分高兴地说：“跟我到家里说。”

钟叔的家离校门不远，叫“红卫楼”，是一处独家独院的二层楼，家门口两侧依然是标语覆盖，一边是红纸黑字“钟师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；一边是白纸黑字“钟师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看来，钟叔已陷入学院两派斗争之中了。进屋后，看见客厅中沙发茶几一应俱全，甚是宽敞，钟叔正与三个“红卫兵”谈话。高婶向钟叔把我介绍后回内屋去了，三个“红卫兵”看来了客人，就从沙发上站起，向身着军装的钟叔敬礼离去。钟叔正值壮年，身体强健，眼中虽有几丝忧虑，但精神还算不错。他对我很热情，示意让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。我代父母问钟叔好，他也问了我父母的身体状况。我问他儿子风生现在干什么，他用带着关中口音的普通话说：“现在在北京邮电学院上学，名字改了，叫革承，革是革命的革，承是继承的承。今天没回来。”风生是我儿时的伙伴，这次来见不上，感到是个遗憾。我拿出一叠西安文化大革命传单让钟叔过目，他把传单放到桌上，让我介绍西安“文化大革命”情况。我说西安大专院校搞“八·五静坐”，“炮打陕西省委、火烧西北局”，西北局书记刘澜涛、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、我校党委书记王维琪都被打到了，学校一些老师也被扣上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帽子被揪出来了……。并怀着困惑的心情请教钟叔：“这些人原来都是老革命，现在怎么都成了走资派，到底有没有问题？”钟叔答：“还不清楚，这要看中央的意图。”看来钟叔也很无奈，对文化大革命也是不甚理解。吃饭时，钟叔、高婶陪我同桌共进晚餐，饭菜也很丰盛。饭后，天色已晚，还下着毛毛细雨。他俩不让我乘公交车回城，说人地两生，中途倒车，天黑容易迷路，让他家炊事员骑自行车送我进城。

1967年国庆前夕，我第二次串联到北京，主要观看北京大专院校学生国庆活动。期间的一天，我又一次去钟叔家。此时钟叔的情况大不如以前了，随着刘少奇、邓小平、陶铸等一大批国家领导人被打倒，他也毫不例外的被批斗靠边站了。他家已从“红卫楼”搬出，被赶到一间平房内。进屋看到钟叔着一身便服，坐在木椅上，心思重重，情绪低落。两个小女孩围着木桌玩耍，一个较大的女儿坐在门口木凳上，用惊恐的目光注视着我，一言不发。钟叔见我来了，吩咐高婶招呼。高婶将一个苹果切成数瓣，放在盘中招待客人。看到钟叔一家正在蒙受政治灾难和精神折磨，我不敢问其详情，怕触情伤心，只是简单问候了几句，并留言保重，便主动告辞。二老送我走出家门数十米，我怕有不测发生，便力拦让其止步返家了。

1997年8月下旬，我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超声学术会议。8月26日，我第三次去钟叔家探望两位老人。此时钟叔已从全国体育界领导岗位上退下来，但仍住在北京体育学院（已改名首都体育大学）的家中。听说找老院长，一位练剑的中年女同志主动带我来到钟叔原住的“红卫楼”，高婶开门把我迎进宽敞明亮的大客厅。客厅铺着红地毯，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为钟叔授勋章的巨幅彩色照片挂在墙上，十分醒目。钟叔身着单衣，神情安详，靠在沙发上养神。我把带来的保健品和水果交给高婶，高婶接过说：“以后来，啥都不要买，现在啥都不缺。”我坐在钟叔身旁，向老人问好。高婶插话说：“你叔已老了（时85岁），还有脑梗后遗症，现在生活能自理。”我从医生的角度，向二老说了一些营养均衡、适度运动的保健常识。高婶看我言谈面貌笑着说：“你和你爸在军大时的模样像极了。”我问革承的情况，钟叔说，革承在搞体育用品，很忙，详细情况他也不清楚。我问墙上挂的照片，钟叔立即站起来，走到照片旁，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说，这是1984年10月1日下午，他在参加洛杉矶奥委会期间，萨马兰奇给他颁发奥委会银质勋章，并亲自为他佩挂在胸前的情景。看来钟叔对这张照片很在意，这也许是对他大半生从事体育事业的总结和评价。告别时，高婶说：“你来也没提前说，我们也没准备啥礼品。”说着，走进内屋，拿出一枚1996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时的钥匙扣，作为纪念品送给我。离家时，高婶送我在前面走，钟叔随后也跟着出来了，高婶见状，忙向钟叔喊：“拐拐！拐拐！”，意思让他拄着拐杖再来。钟叔一时没反映过来，还以为我忘了拿拐杖，就对我喊：“拐拐，拐拐”。高婶摇摇头，笑着说：“你看，他从脑梗后，一下子脑子就糊涂了。”二老一直把我送出门外走廊20多米，望着我远去才返回。

2001年9月的一天，我忽然听到电台播出“钟师统逝世了”的消息，悲痛之情涌上心头。我立即向高婶写了一封慰问信，表达对钟叔深切的怀念。父亲的老战友，我崇敬的老前辈钟师统叔离开我们，但他平易近人，朴实亲切对待晚辈的风范，我终生难忘。